近日，联合国旅游组织揭晓2025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浙江省荻港村、江苏省东罗村、贵州省黄岗村和四川省基卡依村入选。至此，我国“最佳旅游乡村”达19个。

　　“最佳旅游乡村”不仅是一项授予乡村的国际性荣誉，更是系统评估乡村发展质量的全球性框架与价值导向，为我们理解与践行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际视野与实践细则。评选标准中强调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旅游价值链整合、旅游治理和创新性发展等核心维度，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多项目标深度契合，比如“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和产品”“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等方面。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国内旅游市场大规模发展，入境旅游市场不断繁荣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深入思考乡村和乡村旅游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才能通过乡村旅游实现乡村的高质量发展，同时更好地促进城乡融合，实现整个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从本质上来理解，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当我们将“最佳旅游乡村”评选这一全球议程置于中国特定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先后入选的19个乡村，其成功实践正是将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及旅游高质量发展目标进行创造性融合的典范。它们共同描绘了一幅以乡村旅游为驱动，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壮美图景，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迈向国际化的标志性成果。

　　这些“最佳旅游乡村”，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它们通过对原有受损生态系统的修复和对当地特色景观的可持续利用，将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旅游价值，这既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响应，也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原则的坚定贯彻，比如浙江余村关停矿山，重视生态恢复；广西大寨村尽力维护龙脊梯田生态系统等。

　　在乡村遗产的活态传承与创新转化方面，这些乡村展现出卓越的智慧。无论是安徽西递村对徽州古建筑群与地域文化的整体性保护与生活化呈现，浙江溪头村对龙泉青瓷窑火的活态传承，还是贵州黄岗村稻鱼鸭复合种养生态智慧的千年延续，都超越了静态和封闭式的文化保护模式，让深藏于乡土的文化记忆和传统农耕智慧在旅游场景中被赋予当代价值，有力助推了保护世界文化、自然和农业文化遗产的目标，也生动诠释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内涵与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同时，“最佳旅游乡村”评选还构建了以社区为主体的利益共享与治理机制。《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制定和执行推广可持续旅游的政策，以创造就业机会”，云南阿者科村的“梯田入股、旅游分红”模式，四川基卡依村的女性大规模参与旅游等做法，均是其生动体现。村民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也能参与旅游决策和经营，获得相应收益。这种内源性的发展模式，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优秀案例，也让中国式的乡村发展作为世界减贫案例和性别平等范例走上国际舞台，体现了旅游高质量发展中以人为本的原则。

　　然而，站在全球视野回望中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乡村旅游在整体发展上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问题。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是落后的，是以小农生产为主的，是生产效率低下的，是需要改造的。因此，有的乡村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将“去农化”作为主要目标。拆旧建新，将农田改造为旅游设施，将城市绿化植物移植到乡村，将农民隔离到核心旅游区之外等，都是这种“去农化”的表现。这些乡村旅游中常见的问题，其实源于对乡村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对生活在乡村中的人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清。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应建立在正确、综合认识乡村经济、生态、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之上，尤其要重视乡村居民的核心作用。正是他们延续至今、融于日常的多样化生产和敬天尊地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组织与精神，共同构成了乡村资源保护与生态维持的根本。

　　认识问题带来的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乡村旅游同质化。当乡村中大量出现雷同的民宿集群、民俗表演、纪念品，独特的乡土文化基因与原本宁静的乡村生活节奏很可能被商业化所取代。这不仅背离了联合国保护乡土自然文化资源和乡村传统智慧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初衷，也偏离了中国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特色化、差异化路径以及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二是乡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体量乡村旅游设施的建设和潮水般涌入乡村的游客，是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发展乡村旅游多样化业态与守住生态红线、用地红线间获得平衡，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瓶颈性难题。这需要管理者和经营者突破短期利益，从乡村振兴的大目标和长远计划综合考虑，深入理解乡村旅游发展内涵，结合智慧化管理，实现精细化评估。三是乡村旅游人才不足。乡村旅游的升级发展，需要懂乡村、懂农业、懂旅游、懂运营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需要懂技术、懂智能的高水平人才。目前以中老年为主要人口构成的乡村，亟须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旅游持续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四是乡村旅游利益分配矛盾。乡村居民的主体作用固然不可替代，但从高质量发展角度看，仍需政府、企业、社区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努力。部分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运营，也需引入适当的外来资本。然而，当前外来资本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利益矛盾仍较普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质量，亟待学术界与业界共同探索有效的共赢路径。

　　“最佳旅游乡村”评选，清晰地折射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它绝非简单的游客数量增长、旅游收入增加或旅游设施改善，也不是将乡村转化为景区或城市的简单逻辑，而是一种能够充分尊重乡村价值，看到乡村居民，兼顾乡村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的模式。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在于正确理解乡村的价值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正确理解农业生产和乡土智慧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最佳旅游乡村”评选的标准。中国的实践表明，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全球共识，创造性地融入中国乡村振兴与旅游高质量发展，就能使乡村旅游真正超越单一的经济功能，避免陷入缺乏文化深度的舞台化农耕展演，滑向仅追求游客舒适、追逐网红符号乃至资本驱动下的破坏性开发。唯有如此，乡村旅游才能切实成为推动我国乡村全面振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载体，为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提供持续动力，并在全球舞台上生动讲好中国乡村故事。